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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对外发布《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又称“数据二十条”），分别从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四个方面，对构建我国数据基础制度进行了全面部署。其中，“数据要素收益分配制度”既涉及数据产权的界定、保护、经济上的实现，又涉及数据要素价值贡献的市场评价，还涉及政府对数据要素收益再分配的调控和治理，处在整个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的中心环节。本文拟重点对构建数据要素收益分配制度所涉及的一些理论和政策作粗浅解读。 　　 一、数据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需要 　　 建立既体现效率、又促进公平的数据要素收益分配制度，其重要性之所以要提升到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高度，是因为经过40余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范围已由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扩展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中“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内涵和外延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变革   　　 改革开放初期颁布的第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五年后召开的中共十三大（1987），在确认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是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份，私营经济是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份，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十年之后，鉴于非公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中共十五大（1997）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并强调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1999），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表述修改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并明确“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20年非公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2019）又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扩展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与外延，明确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并确定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分配制度的变革 　　 进一步分析上述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便可发现，“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中共十三大（1987）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工资、利润、利息、地租等分配形式的一个经验概括，中共十六大（2002）首次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概括为“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中共十七大（2007）则将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提升为分配制度，此后的中共十八大（2012）、十八届三中全会（2013）、十八届五中全会（2015）以及十九届四中全会（2019），则进一步强调要健全和完善劳动、资本、土地、管理、知识、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 　　 从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原则的确立到制度健全、机制完善，是对中共十三大提出的“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所做的理论概括，是对马克思按劳分配思想的一个重大发展，对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和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政策意义。 　 3.数据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意义 　　 全面把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演变，以及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从原则确立到制度健全、机制完善的过程，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数据二十条”构建数据要素收益分配制度的重要意义。 　　 首先，健全数据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机制，是完善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让全体人民更好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推进共同富裕的需要；其次，扩大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和按价值贡献参与分配渠道，完善数据要素收益再分配调节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数据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再次，依法依规维护数据资源资产权益，探索个人、企业、公共数据分享价值收益的方式，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确保各类产权主体平等使用国家资源、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需要。总之，健全和完善数据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体制机制，是构建整个数据基础制度体系极其重要而关键的一环，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政策意义。 　　 二、数据要素贡献的是价值，社会财富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统一   1.“数据二十条”明确数据要素的贡献是价值贡献 　 构建数据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理论难点是弄清数据要素是仅仅参与使用价值的创造，还是同时也参与价值创造。事实上，自2002年中共十六大确立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以来，在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文件中，包括数据要素在内的所有非劳动要素的贡献究竟是使用价值还是价值，尚未有明确表述。中共中央 国务院颁布的“数据二十条”，提出“扩大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和按价值贡献参与分配渠道”、“强化基于数据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的激励导向”，这是在官方文件中首次明确了数据要素贡献的价值属性，这将为理论界推而广之，进一步探讨其他非劳动要素的贡献属性开辟了广阔空间。   2.社会财富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 　 如包括数据要素在内的所有非劳动要素都参与使用价值量创造，这是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承认的，“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配第，1981，第66页），配第这句名言，就使用价值而言，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还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都是认同的。要弄清数据等非劳动要素是否同时参与价值创造，关键是要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使用价值与价值以及物质财富与社会财富关系的系统论述。 　　 马克思认为，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在我们所要考察的社会形式中，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马克思、恩格斯，1972a，第48页）由于价值来源于对交换价值的抽象，而交换价值不过是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马克思、恩格斯，1972a，第49页），相互交换的使用价值量的变动必然引起价值量的变动。根据马克思关于经济范畴的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的辩证法，在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中，使用价值是财富的物质内容，价值是财富的社会形式；没有无物质内容的社会财富，也没有无社会形式的物质财富，社会财富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这里，关键是揭示数据要素如何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从而通过增加使用价值量而创造价值的机理。   3.数据要素参与价值创造的机理 　　 我们首先从广义价值论的基本假定出发，人类社会之所以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进化为分工交换的商品经济，主要动因是追求比较利益，也就是分工交换的收益大于自给自足的余额，而均衡交换比例正是根据比较利益率均等原则确定的。然后我们以进入交换的全部产品生产中所耗费的总量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尺度，根据均衡交换比例依次推导出单位商品价值量、部门单位平均劳动创造的价值量和部门总劳动创造的价值量，进而得出：无论是单位商品价值量，还是部门单位平均劳动创造的价值量，抑或是部门总劳动创造的价值量，都与部门综合生产力正相关，这实际上是把马克思劳动生产力与价值量正相关的命题（马克思、恩格斯，1972c，第354页）的适用范围从单个生产者扩展到了整个部门。 　　 由于部门综合生产力是由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知识、数据等多种生产要素决定的，通过对部门价值量公式的全微分，可以依次分解各种生产要素对比较生产力的影响，进而得出对部门价值总量的影响，由此，我们就揭示了包括数据要素在内的所有生产要素参与价值创造的内在机理。（参见蔡继明，2022）至于数据要素对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根据蔡继明等（2022）的分析，主要通过三种途径：其一是数据的初始存量，其二是前期收集处理数据所投入的劳动，其三是当期在收集处理数据所投入的劳动。 　　 三、如何使数据要素收益分配既体现效率、又促进公平？   1.数据要素收益分配的平等原则：部门间比较利益率均等   根据广义价值论原理，分工交换产生于生产-消费者对比较利益（即高于自给自足经济的净收益）的追求，商品的均衡交换比例决定于比较利益率均等原则，根据比较利益率形成的均衡交换比例，各部门无论规模大小，通过使用数据要素获得的比较利益率（比较利益相对量）是均等的，由此体现了收入分配的平等原则。   2.数据要素收益分配的效率原则：要素生产力与要素创造的价值量正相关   如前所述，广义价值论把马克思的劳动生产力与价值量正相关原理的适用范围由部门内的单个生产者扩展到整个部门，由此得出部门比较生产力与部门价值量正相关原理，由此体现了数据要素使用所遵循的效率原则。   3.数据要素收益分配的公平原则：要素报酬与要素贡献相一致 　　 劳动、资本、土地、管理、技术、知识和数据要素按照各自对财富的生产和价值的创造所做出的贡献参与初次分配，只要这些要素的报酬与各自的贡献达到一致，就应该说体现了公平分配原则。 　　 四、健全数据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和政策   1.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的经济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持续高速的增长，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逐步实现了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自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来，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规模居世界第二，成为我国市场化改革最为耀眼的成就之一。近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发布了一系列文件，特别是关于数据要素市场的建设，不仅在2019年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数据与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知识并列为按贡献参与分配的七大要素，而且国务院于2021年制订了《“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共中央 国务院此次发布的“数据二十条”，更是为构建数据基础制度做出了全面部署，其基本精神仍然是强调市场在数据资源配置以及数据要素价值决定和收益分配各环节中的决定性作用。   2.数据要素的价值贡献由数据要素市场评价 　　 企业对数据要素的需求是由产品市场的需求派生出来的，也就是说，企业需要购买多少或开发多少数据要素，愿意为数据要素所有者支付多少价格或报酬，取决于数据要素的开发使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力，并进而在产品市场上获取多少利润，所以说，数据要素对财富生产和价值创造所做的贡献大小，应由数据要素市场（通过和借助于产品市场）来评价，数据要素的价格或数据处理者的报酬最终也是由数据要素市场通过数据要素供求双方的充分竞争而决定的。正因为如此，培育和完善健全的数据要素市场，是有效配置数据资源、公平分配数据要素收益的必要前提。（作者：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蔡继明）     文章来源：国家发改委

给正义撑腰 让正气弘扬   旗帜鲜明支持见义勇为，坚决反对“和稀泥”，着力破解长期困扰群众的“扶不扶”“劝不劝”“追不追”“救不救”等法律和道德风险；引领、重塑正当防卫理念……今年两高报告回顾过去五年工作时，提到众多通过公正裁判维护正义、弘扬正气的内容。向全社会亮明了司法维护群众利益、彰显公义良知、维护公序良俗的鲜明态度。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的公序良俗，是经济社会运行的重要基础，是群众生产生活的重要规范。最高检指导办理“昆山反杀案”等一批正当防卫案，连续三年发布17件典型案例；审理朱振彪追赶肇事逃逸者案、医生电梯内劝阻吸烟案等……两高报告公布众多典型案例，公正裁判让人民群众纷纷叫好。矛盾冲突、是非曲直面前，司法严明公正，尊重生活中的常情、常理、常识，不躲躲闪闪、不含糊其词、不姑息迁就，为正义呐喊、为义举撑腰、为英雄站台，有助于进一步树立社会行为规则，彰显社会道德，捍卫法律威严，净化社会风气。   司法为民既要惩恶扬善，还要做社会正能量的创造者和守护者。遇到不法侵害时敢于斗争而不用思前想后，见义勇为时敢于相助而无后顾之忧，热心帮助时敢于上前而不用唯唯诺诺，以公正裁判弘扬社会美德，以司法正气引领社会风尚，遵法守纪者吐气扬眉，违法失德者寸步难行，人民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善举义举就会越来越多。   激浊扬清，法安天下，德润人心。以法为据，以理服人，以情感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相互浸润。通过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树正气、扬善举，法德并举之下，会有更多人衷心拥护法律，遵守社会公德，巩固崇法尚德的社会风气，人民群众就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记者段续、高健钧）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坚决惩治“按键伤人”   依法惩治信息网络犯罪，坚决惩治网暴“按键伤人”，今年两高报告再次强调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   网暴成本低，造成危害大，影响范围广。编写几句恶毒的文字，制作一段造谣生事的视频，发到网上费不了多少事、花不了多长时间，但对他人构成的侮辱诽谤、威胁恐吓却十分严重；歪曲事实、混淆视听的言论，更会污染网络环境，败坏社会风气。   网暴“按键伤人”，涉及侵害他人人格权、侵犯个人隐私等诸多违法行为。然而，总有人抱着法不责众等侥幸心理顶风作案，更为恶劣的是，还有网络“黑公关”为商业目的，专门炮制虚假信息，进行恶意传播。像在胡某宇事件这样的社会热点中，一些不法分子借机造谣传谣、恶意营销炒作，对受害者家属造成二次伤害，还严重误导公众判断，干扰事件调查。对这些侵犯公众切身权益的网络犯罪行为绝对不能姑息，必须依法严惩。   网络从来都不是法外之地，近些年各级司法机关持续加强对网暴的惩治，取得良好效果。5年来检察机关从严追诉网络侮辱、诽谤、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1.4万人，办理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公益诉讼9190件；推动“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自诉转公诉，起到良好警示作用。各级法院审理涉网络“水军”、网络“黑公关”典型案例，对散布虚假信息、危害网络生态的犯罪行为进行了严惩。   打击网暴“按键伤人”已经形成良好态势，不仅要保持这种态势，还要继续完善相关立法，将覆盖网络的法网织得更密，对网络违法犯罪查得更严，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网络环境。（记者高健钧、丁静）   对黑恶势力要露头就打   “起诉涉黑涉恶犯罪26.5万人”“依法审结涉黑涉恶案件3.9万件26.1万人”……7日发布的两高报告，披露了扫黑除恶工作的成绩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心向背和基层政权巩固。当前，常态化扫黑除恶不能松劲、歇脚，对黑恶势力要做到露头就打。   随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开展，司法机关对孙小果、杜少平、陈辉民、黄鸿发等依法判处并执行死刑，一批为害一方的“村霸”“街霸”“矿霸”被绳之以法。检察机关在专项斗争中对黑恶势力利剑出击，坚持“是黑恶犯罪一个不放过、不是黑恶犯罪一个不凑数”，让人们看到国家依法严惩黑恶犯罪、严查“保护伞”的坚定决心。一个个案件、一次次整治，扫出河清海晏、盈盈正气，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当前，个别地方涉黑恶犯罪还时有发生；有的地方黑恶势力蛰伏隐藏，逃避打击；有的行业领域，黑恶势力滋生的土壤还未完全铲除。这表明，与黑恶犯罪作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决不能把扫黑除恶“常态化”当成“一般化”“一阵风”，必须坚持露头就打，以打早打小促常治长效。   涉黑涉恶问题是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黑恶势力长期存在，往往背后有公权力当“保护伞”，黑恶势力与其“关系网”互为依赖、互惠共生，“伞”的级别越高，扫黑难度越大。因此，扫黑必须打“伞”破“网”，只有撕掉黑恶势力的“护身符”，才能有效铲除黑恶势力滋生蔓延的土壤，确保扫黑除恶取得标本兼治的效果。   只有保持高压态势，坚持惩恶务尽，才能形成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压倒性态势，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为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出积极贡献。（记者丁静、高健钧）   文章来源：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