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监会于2月28日印发《关于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银监发[2018]7号)(下称《通知》),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目前地方银监局已经收到上述通知。
《通知》的调整内容包括,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由150%调整为120%~150%,贷款拨备率监管要求由2.5%调整为1.5%~2.5%。各级监管部门在上述调整区间范围内,按照同质同类、一行一策原则,明确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
《通知》解释称,所谓“同质同类”是指,各机构监管部门原则上应制定相应类别机构的差异化实施细则并及时印发实施。而“一行一策”则是指,各机构监管部门和银监局按照本通知和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单家银行的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
根据早前的银监会《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管理办法》,正式引入贷款拨备率和拨备覆盖率指标。贷款拨备率基本标准为2.5%,拨备覆盖率标准为150%,这两项中的较高者为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的监管标准。这项管理办法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于2013年底达标,非系统重要性银行则放宽期限至2018年底达标。
与之相比可以看到,此次《通知》下发后,银监会拨备覆盖率及拨贷比监管“红线”将整体下调。
事实上,从2016年上半年起,便有个别银行率先打破拨备覆盖率、贷款拨备率的“红线”。例如,工商银行2016年上半年拨备覆盖率降至143.02%,贷款拨备率为2.21%。彼时,该行董事长易会满在业绩发布会上对于拨备覆盖率、贷款拨备率低于银监会监管“红线”做出正面回应:“工商银行这种处理方式,也得到监管部门理解。”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拨备覆盖率及贷款拨备率监管“红线”整体下调后将释放大量银行利润。同样以工商银行为例,2017年上半年该行实现拨备前利润257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7%。在计提610亿元拨备后,实现净利润1537亿元,仅比上年同期增长2%。
金融监管研究院分析师刘诚燃解读认为,“同质同类”意味着,考虑到机构规模,比如跨省级区域经营、资产规模较大的城商行和地级市城商行就不具有同质性。而“一行一策”实际相当于每家银行都有一个专门的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以体现出差异化监管。
此外,《通知》指出,对下调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且实际拨备覆盖率低于150%或贷款拨备率低于2.5%的商业银行,各级监管部门应督促其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当年处置的不良贷款总额同比不得减少。因少计提贷款损失准备增加的利润不得用于发放奖金,不得增加分红,确保因少计提贷款损失准备增加的利润留存在银行,保持银行损失吸收能力基本稳定。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不能将少计提贷款损失准备而节约的支出用于降低信贷成本率。
新闻中心

05
2018/03
在全国两会上,一大批在美国股市的中概股们纷纷表达了回归上市的意愿。58同城是最新的一家。
3月4日,全国人大代表、58同城集团CEO姚劲波在两会期间谈及回归A股这一近日火爆不已的话题时称,58同城当年上市没有选择,企业处于亏损阶段,当时适合在美股上市。从上市到现在,58同城的股价已经涨了4倍,中国网民却没有享受到这个福利。真心希望有机会回归A股,给中国股民创造价值。
姚劲波表示,目前以开放的态度和相关证券公司、交易所接触, 无论是采用CDR还是其他形式,希望成为第一批从美股回到A股的公司。
同在周末,出席全国两会的网易董事局主席丁磊、百度董事长李彦宏、搜狗总裁王小川均表示,考虑回到国内股市。
上周四,估值达千亿美元的小米也传出了有望在A股和港股同时上市的消息。此前,小米上市地点的选择一直徘徊在美股和港股之间。
小米如果采取A+H方式上市,将是2018年A股、港股最大的科技股IPO,也将成为2014年阿里巴巴上市以来上市规模最大的科技类公司,成为仅次于阿里、腾讯的中国第三大科技股。
证券时报评论称,如果小米A+H上市成真,将是A股新经济公司IPO的标志性事件,意味着A股上市公司结构转型的开始,也是以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三新”为标志的资本市场新时代到来的序曲。
周鸿祎在360回归A股当天曾表示:“360回归A股只是一个开始,未来会有更多优质的互联网企业登陆A股”。
激发起这些中概股回国之心的,除了360顺利回归、富士康IPO从申请到上会仅耗时35天之外,还有近期相继曝出的政策利好。
近日,证监会传出对生物科技、云计算、人工智能、高端制造这四个行业的“独角兽”企业实施IPO“即报即审”消息,媒体称“两三个月就能审完”。
上交所副理事长张冬科也表示,积极拥抱新经济是上交所2018年的主要工作,支持一批新一代的BAT企业成长,成就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新蓝筹企业。
春节后,新华社发文称,中国资本市场的“BATJ梦”该圆了!必须下决心改革发行上市制度。
对于海外上市的新经济企业回归A股的途径,上海证券报称,市场已有较为明确的共识。
一种是仿照360回归的策略,拆除VIE架构后重新上市;另一种是采取CDR的方式。
报道称,业内人士认为,从操作成本、时间来看,后者更为便捷。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李稻葵称:“我倾向于CDR的方式,这样更符合实际。因为请他们回来还有一重意义,就是利用好境外比较规范的公司治理的环境,给内地企业树立一个榜样。”
CDR是指境外上市公司将部分已发行上市的股票托管在当地保管银行,由境内的存托银行发行、在境内A股市场上市投资凭证,CDR以人民币交易结算、供投资者买卖。

02
2018/03
一线城市一直都是最受外来人口青睐的地方。不过近年来,随着京沪严控“大城市病”、加快产业转型等原因,四大一线城市的人口总量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去年京沪常住人口同时出现减少,而广深则继续大幅增长。
北京市统计局日前发布的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年末全市常住人口2170.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2.2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794.3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36.6%。而上海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年末全市常住人口为2418.33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37万人。
这也是京沪的常住人口数量同时出现减少。从近几年外来人口的增长情况来看,京沪外来人口在2014年前后达到高峰,近两年的增速放缓并出现了下降的态势。
京沪两个超一线城市人口已经超过2000万,出现人口过多、交通拥堵、生态环境等“大城市病”。为了从病根上破解这些问题,京沪相继提出了人口目标和产业疏解政策。
实际上, 在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存在的一系列城市病问题之下,我国的城市发展战略也在进行调整,未来会把更多机遇和功能分给京沪以外的大城市。例如,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放在杭州举办,而不是北京、上海等“国际名片”城市,这也是2015年9月杭州获得2022年亚运会举办权之后,又一个国际性重要活动在当地举办。此外,去年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在厦门举行。
相比京沪,广深两座一线城市的总人口都低于1500万,无论是产业还是人口,都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在京沪常住人口减少的同时,广深的常住人口却在大幅增长。
深圳市统计局2月初发布的数据显示,初步统计,该市2017年末常住人口1252.83万人。而2016年末深圳常住人口为1190.84万人。按此计算,去年深圳常住人口净增了61.99万人。在广州,广州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末,广州市常住人口1449.84万人,比上一年度增加了45.49万。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深圳还是广州,近三年,常住人口均实现大幅增长。例如,2015年到2017年,深圳常住人口增量分别为60万、53万、62万(本土55万),同期广州常住人口增量分别为42.06万、54.24万、45.49万,近三年这两个城市人口增量在各大城市中领跑,这也显示珠三角尤其是广深的人口吸引力不断增强。
广东省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彭澎分析,新一轮发展过程中,工业4.0、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在广东尤其是珠三角的发展空间很大。除了产业基础之外,珠三角地区还拥有良好的气候、生活环境、便捷的轨道交通,珠三角形成的一小时生活圈,有利于吸引高端制造业所需的高素质人才,因此,高端制造业在珠三角拥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另一方面,广深的入户政策也相对宽松,非户籍人口待遇与户籍人口相差不大。在深圳,2016年8月,深圳市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人口服务管理的若干意见》、《户籍迁入若干规定》以及《居住登记和居住证办理规定》,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提高户籍人口比例及结构优化。新的人才引进政策将纯学历型人才入户条件放宽至大专,技术型人才入户条件放宽至中专加中级职称,这一政策的出台也被外界称之为史上最宽松的落户政策。

01
2018/03
美股用再一次大跌,给二月的全球股市划上句号。
标普500指数2月累跌3.89%,为去年三月以来首次录得月度下跌。受到美股的负面影响,整个二月里,全球股市都哀鸿遍野。
亚洲股市的跌幅,也要比欧美更加明显。恒指和沪指的跌幅均超过6%,彭博统计的数据显示,互联互通北向资金一年来首次出现单月净卖出,2月净卖出合计5.6亿元。
尽管目前美股相比月初大跌10%,已经有了明显的回升,三大指数年初以来的变动,也已经回到了正值区间(上涨)。但股市仍在剧烈的波动中,风吹草动都会引致大幅震荡。
恐慌指数VIX周三上涨1.26(6.78%),本月收于19.85,2月5日最高曾突破37,创下2015年8月全球股灾以来的新高。
引发2月美股大调整的重要原因,是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走高。在通胀走高的背景下,投资者预计美联储有可能在年内加息超过三次。这种预期在月中曾有所缓和,纳指一度收复月初的全部跌幅,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27日的鹰派表态,给敏感的股市再送去一记痛击。
美元成为加息预期下最大的受益者。周三,美元指数上涨0.3%,报90.633,2月累涨1.7%,为去年10月以来首次单月上涨。
美元创下1年来的最大月涨幅,其他货币则有下跌。欧元兑美元2月累跌1.7%,英镑兑美元2月跌3.0%,美元兑日元2月涨2.3%,美元兑加元2月涨4.2%,美元兑瑞郎涨1.4%。
美元的强势,令美元计价的商品遭受重挫。白银和布油成为2月跌幅最大的商品,黄金跌超2%。
债券市场的收益率在2月显著走高,1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已经成为华尔街观测股市及其他资产的重要指标。如果收益率走高,债市和股市的相对优势格局会发生变化,而借贷成本也会对公司运作造成影响。
2月美债收益率维持了年初以来的升势。1月31日,10年期美债的收益率刚过2.7%。2月该收益率最高曾突破2.95%,月底回落至2.87%附近。

11
2018/02
金融监管趋严、缩表、业务条线告急是当下中国金融市场正在发生的事情。市场主体才送走被金融业称为“史上最严”监管年的2017,又迎来监管机构牙齿将更“锋利”的2018。
而现在,这轮轰轰烈烈的金融行业大整顿与严监管正行至深水区。分析人士认为,自去年7月,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金融委”)成立,一行三会从“分业监管”阶段逐步进入“协同监管”阶段,在一个更高层次的金融监管框架下,三会更多的职能转向行为监管。而年初一系列动作,则是监管力度的再度升级,重点在政策的落实。
2018年1月13日,银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的通知》(银监发〔2018〕4号文,以下简称4号文),表示在去年“三三四十”专项治理取得初步成效的基础上,继续深入推进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的工作,并对后期整治乱象工作的具体工作安排和要求、整治乱象的相关工作意见、整治乱象的工作要点进行了说明。
被多项政策直指的同业业务正出现大规模缩减。2017年,央行在《2017年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拟于2018年一季度评估时起,将资产规模5000亿元以上的银行发行的一年以内同业存单纳入MPA同业负债占比指标进行考核。同业存单尚未正式纳入同业负债,影响已然显现。
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报告数据显示,2011至2015年,银行理财规模年复合增长率超过50%,2016年全年银行理财产品增速有所下降,为23.63%。2017年,银行业理财产品增速进一步下降。截至2017年底,全国562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存续理财产品存续余额为29.54万亿元,较年初增加0.49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全年增速同比下降21.94个百分点,月度同比增速曾连续8个月下降。在推动银行资管业务回归代客理财的监管导向下,理财资产配置以标准化资产为主,新发行理财产品以低风险等级为主。
在诸多数据的变化中,银行同业理财规模与占比降福尤为明显。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金融同业类产品存续余额为3.25万亿元,占全部理财产品存续余额的11%。金融同业类产品存续余额较年初大幅减少3.40万亿元,降幅为51.13%;占比较年初下降11.88个百分点。
中信建投分析师杨荣在研报中表示,2016年四季度以来,上市银行缩表进程加速,资产增长率明显下降。大行总资产无显著的下降,但资产增速放缓。股份制银行由于同业业务和非标业务占比更高,受监管影响更大,缩表意愿更为强烈。
一般来说,银行缩表的主要方式包括减少应收账款类投资和同业资产,以上市银行缩表先驱中信银行为例,同业业务资产收缩是导致公司资产2017年一季度总资产负增长的主要原因、二季度资产负增长的次要原因,分别导致总资产下降3.76%和1.02%。
行业降速的同时,银监会的监管持续加码。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1月,各级银监部门共披露的497张罚单合计罚款8.97亿元。其中,各银监局共披露罚单150张,罚款6.8亿元;各银监分局共披露罚单347张,罚款2.17亿元。
从2009年的10万亿规模,到2016年规模破百万,伴随着2012年以来政策红利的释放,流动性充裕的温床里,金融行业或资管行业经历了野蛮生长。而当2017年监管以雷霆之势出击,不仅银行业开始缩表,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也变了模样。
2018年1月末,基金业协会发布2017年12月资管产品备案月报。数据显示,12月底券商资管规模16.54万亿,较11月下降约4200亿元,较同年3月末下降2.23万亿。
保险行业增速亦出现放缓。2017年,全行业共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36581.01亿元,同比增长18.16%,同比下降9.34个百分点。而被监管按下暂停键的万能险占比万能险降至19.95%,同比下降16.9个百分点。
同样在2018年1月,修订后的《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正式发布,并将于 4月1日起正式实施。在明确保险资金运用形式,规范保险资金运用决策机制和运用流程,以及并对风险管控机制做出了新的要求(强调对保险机构和相关责任人的“双罚”机制)外,保监会还强调“不得将受托资金转委托或为委托机构提供通道服务,加强去嵌套、去杠杆和去通道工作”,这也意味着险资与基金子公司的合作即将成为过去式。
横琴人寿资产管理中心副总经理王立川曾,对于行业来说,去通道的要求可能影响比较大,尽管去通道是一直以来都在倡导的,但是落实到具体的监管制度上,这应该是第一次非常明确的提出来。
而就在月初,保监会还发布了《关于保险资金设立股权投资计划有关事项的通知》,对保险资金早已习惯的“明股实债”按下暂停键。“保险资管机构正从‘狩猎时代’过渡到‘农耕时代’,当前监管部门密集颁布的监管制度,促使保险资管机构加速完成转型”,在城财富资产管理公司金融市场事业部总经理张里看来,随着资管新规的出台和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资管机构逐渐增加,以及优质资产数量的有限,保险资管机构必须放弃原来“靠天吃饭”、“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粗放发展模式,要在善于发掘具有潜力的优质资产,进行精耕细作,依靠底层资产产生现金流、产生收益,在不增加地方政府负债的基础上进行股权和债权的投资,支持各地实体经济发展。
随着逐项监管政策的落地,似乎也预示着更为严厉的监管的到来。
2月6日,证监会官网公布了2018年1号市场进入决定书,曾被市场戏谑称为“最穷上市公司”的*ST华泽董事长王涛遭终身市场禁入。
而在这之前,证监会已经在2018年对方正集团、方正证券等涉案的20余宗案件进行行政处罚。
在全国人身险监管工作会议召开后,保监会表示2018年重点工作之一就是以肃清流毒为抓手,抓住问题本质,推进以案治本,坚持拨乱纠偏,重塑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而就在过去的2017年,保监会系统已经对720家次机构、1046人次人员进行了行政处罚。
国泰君安分析师覃汉曾在研报中表示,一行三会等监管机构针对资管行业、银行、公募、保险等发布一系列金融监管政策,标志着以金融自由化、影子银行、资管繁荣为特征的金融扩张周期迎来分水岭,一个金融繁荣时代落幕了,金融周期正进入下半场收缩的新时代。
2017年11月8日,新华社发文称,日前,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并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金融委主任马凯在会上发表了讲话,这是金融委的第一次露面。但截至今日,官方尚未披露金融委成员的具体构成情况。
2017年10月,大资管新规开始征求意见,在此过程中,来自大银行和券商资管高层似乎都有不同声音,其中博弈引发了市场诸多猜测。就在2月6号,突然有消息称,新规有望在两会前正式发布,但新老划断的过渡期有望延长半年至2019年底。
东方证券(13.670, -0.57, -4.00%)潘捷团队在一篇名为《一文理解金融监管:从混沌到清晰》的研报中,将金融监管分为分业监管到协同监管两大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发生在2017年上半年,三会各自加强对业内突出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风险防控。在这个过程中,对市场影响最大的是银监会的“三三四”检查,制约银行间同业业务的同时,近两年大幅扩张的“同业存单-同业理财-委外”这一套利链条也受到较大冲击。
第二阶段,在一个更高层次的监管框架下,进入“协同监管”阶段。例如,证监会正式发布了《公开募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制约银行与公募基金的套利;银监会出台了《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制约银行表内与非银的合作;银监会出台《委托贷款管理规范通知》和《关于规范银信类业务的通知》,制约通道业务。随后,央行出台《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简称:大资管新规)规范大资管业务,今年年初,央行又联合几大监管机构出台《关于规范债券市场参与者债券交易业务的通知》规范债券交易业务。“坚持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相结合的监管理念,实现对各类机构开展资产管理业务的全面、统一覆盖”,在介绍规范资管业务所遵循的原则时,央行曾作出上述表示。
一位保险资管人士表示,基本上看,近期政策主要有四个方面,一个是去通道化、第二个是去嵌套,第三是要求期限匹配,最后是遏制地方政府债务。而包括大资管新规在内的此轮金融监管的核心目的,是引导资金进入需要支持的产业和企业,配合实体经济供给侧改革和制造业升级。一方面限制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防止监管套利(去通道、限制委外业务);另一方面,防止资金流向违反宏观调控政策的领域,二者是一脉相承的。
可能的事实是,2018年,在中国金融监管的新脉络下,金融监管迈入了深水区。无论是银监会4号文,还是4月1日实施在即的险资管理办法,都是以往的监管思路标准化、政策化,监管的重点也在具体政策的落实上。“从促进实体经济而言,对金融进行去杠杆等系列严监管是有好处的,可以降低融资成本。但另一个方面,整体的金融被高度管制,路径都关掉以后没有打开其他的路径,有可能会导致实体经济还是得不到及时的输血”,王立川表示,“正因为此,严监管的同时,金融对外开放再度被提及,而经过规范的金融行业将呈现更为健康的竞争态势。”
不过,业内资深人士也指出,严监管以来,一些新的风险值得关注:如,因银行“抽贷”引发可能的流动性枯竭;包括由于银企相互不信任导致回款周期加长,应收款抵押踏空等。
可以预见,“穿透式监管、打破刚兑、消除多层嵌套和期限错配等措施, 其威力还将在2018年逐一显现。它们可能会对市场的资产配置产生一定影响,直接或间接抬升融资成本,或加剧对再融资较为依赖企业的偿付压力。”上述市场人士称,“需谨防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过程中间引发新的或叠加风险。政策出台不妨注意节奏性,避免政策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