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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京报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概念近期在多份重要文件中被提及。 4月10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发布，《意见》明确，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坚强支撑。 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表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概念不是刚刚提出的，这项政策是国家的中长期规划。 他认为，我国拥有超大规模和整体市场的优势，强大、统一的市场是中国最大的“王牌”。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我国正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将有利于进一步激发和培育国内市场的潜力，一方面以我们自身的优势和确定性，为抵御外部不确定性提供很好的支撑；另一方面，把国内大市场在“双循环”中的关键作用发挥出来，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更好联通。疫情过后，当新的经济全球化来临，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大的磁石般的“吸铁”作用，保持和增强对全球企业、资源的强大吸引力。 超大规模市场是我们最大的优势，但大而不强 新京报：如何理解“全国统一大市场”这个概念？此次《意见》你认为有哪些亮点？ 魏建国：统一大市场是指在全国范围内建设一个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要素和资源市场，以及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进一步规范的大市场。 此次《意见》提出了“五个一”。包括落实“全国一张清单”；建成一个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市场体系；一个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一个协调机制：优先开展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工作；另外还有一个平台，即研究明确各类公共资源交易纳入统一平台体系的标准和方式。这也是首次创新地提出以市场化的方式来配置各类公共资源，推进公共资源全流程的电子化，来破除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的区域壁垒。可以说这是一个大胆创新，从产业链到供应链再到服务链的全流程电子化，也是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关键之一。 新京报：“全国统一大市场”近期已经在多份重要文件中出现。在当前提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有何深远意义？ 魏建国：我国拥有超大规模和整体市场的优势，但这个超大市场的规模效应以及影响力、潜力，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意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为今后一个时期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行动纲领，可以说非常及时。 为什么在当前提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我认为主要是因为很多地方政府对“三个关系”没有认识到位。首先是大市场和强市场的关系。我们的市场很大，但大而不强。主要表现在资源的配置偏不足；资金周转速度不够快；还存在地方保护主义，一些地方市场还是小而全的自我循环。 其次是大市场和各省市地区小市场的关系，即统一大市场的“统一性”与区域性的关系。《意见》明确，统一大市场的统一，并非整齐划一，而是在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前提下，结合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优先开展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 第三就是统一大市场和双循环畅通的关系。要把国内大市场在双循环经济发展格局中的关键作用发挥出来，用足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让需求更好地引领优化供给，让供给更好地服务扩大需求。 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 新京报：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也是《意见》受到关注的一个亮点。目前我国的市场存在哪些问题？落实“全国一张清单”会起到什么作用？ 魏建国：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逐渐构建了中央统筹、各地因地制宜的竞争性地域发展框架，有效地调动了各地的积极性，形成了竞争有序的发展格局，推动了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条块分割的市场局面。在各地省、市、县市场中，各种隐性市场壁垒和准入门槛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国内大循环的效力发挥。加快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是推动国内市场由大到强转变的关键一招。 我认为当前还存在“三个化”：一是“碎片化”，各省市提出的市场准入制度，虽然都符合标准，但碎片化严重，互认互通存在障碍；二是地方保护主义较为突出，存在地方“分割化”；三是准入的负面清单没有公开化，突出表现在对外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不平等对待。 因此，《意见》提出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的管理模式，有利于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 新京报：落实“全国一张清单”，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 魏建国：由于地方保护、市场分割行为与地方的税收、经营有直接关系，牵扯到一些利益，所以“全国一张清单”在执行的时候可能会面临很多困难，受到一些阻力，这方面我们要做好思想准备。但“全国一张清单”如果能严格落实，对整个全国大市场将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能起到“化零为整”的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在国内不同地区，市场准入隐性壁垒影响最深的是要素资源，最为典型的就是法人、自然人等在国内的自由流通。比如企业在什么地方注册直接影响到当地的税收，所以都有着明显的地域标签。企业要跨地域运营，是以子公司还是分公司的形式进行，在各地享受的待遇和所支付的成本并不相同。 再比如劳动力的流动，受到户籍制度、社保福利和教育医疗属地化等因素影响，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迁徙成本很高。要调动劳动力要素的积极性，首先就要完善户籍制度改革，打破行业、地域、城乡、性别歧视等市场分割的概念。 因此，要真正打破区域分割和地方保护，形成高标准的全国统一市场体系，就要从制度上刹住各地利用负面清单来设置隐性地方保护标准之风；还需要从财税、社保福利、教育卫生和户籍制度等方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清除潜在的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形成的因素。 发挥“市场之手”和“政府之手”的叠加效应 新京报：《意见》一大亮点是要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其中就包括统一的土地和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技术和数据市场、能源市场和生态环境市场。你认为我国目前要素市场化发育还存在哪些问题和短板？ 魏建国：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很关键的一步就是如何让市场要素实行更好的配置和更好的流动，包括劳动力、土地、资金、技术和信息等要素的流动。但我们的要素市场化流动还存在三个短板：首先是生产要素很好，但没有在全国的市场范围搅动起来。比如，深圳缺地，靠近深圳的广东其他城市有地；上海有钱，但邻近的安徽、江西就没钱。现在的搅动只是小范围的，比如在上海的浦东，再大一点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其次，搅动的幅度还不大，创新还不强，速度还不快，带来的盈利不充分。 三是只是中国的生产要素还不够，要把全球的生产要素，也就是土地、资本、技术、人力还有高科技结合起来，从而达到一个最佳的配置。这是未来我们能够抢抓机遇的关键所在。比如，特斯拉在上海建立工厂，不仅契合了我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同时也符合当前国内整个的需求。它不仅带来了技术、设备和资金，同时还带动我们整个的人力、土地、就业等要素的流动。 新京报：你认为如何从完善市场机制出发，来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 魏建国：一方面，地方政府领导政治站位要高，要做好顶层设计和科学规划，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加紧布局，不能以搞内循环为名，去做封闭市场、切割市场的事情，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需要在规则上打通无形的壁垒，才能更好应对当前的经济形势。 另一方面，要继续改革开放，最大限度地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是加大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建立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加强信用监管，真正营造一个守信、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要素市场的配置中，“市场之手”和“政府之手”不能对立起来看待，要把两只手变为叠加效应，就能发挥1+1>2的效果，不仅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还能发挥市场无形之手的优势。 新京报：当前在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方面，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魏建国：首先要防止各地一哄而上，低层次重复建设和过度同质竞争；要找准自身功能定位，力戒贪大求洋。同时不搞“小而全”的自我小循环，更不能以“内循环”的名义搞地区封锁。 其次，要做好一体化监督。准入门槛降低的同时，管理要跟着上。在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方面，《意见》就提出“4个最”，即落实最严谨标准、最严格监管、最严厉处罚、最严肃问责。这也是《意见》的一大亮点，即坚持破立并举，一手抓“立”，明确立规建制的目标任务；另一手抓“破”，打破市场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等违反统一市场的做法。   新京报记者 陈琳 编辑 张磊 校对 李立军 文章来源：新京报

文章来源：国家发展改革委微信公众号 社会信用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日前，中办 国办印发《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紧扣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及时、科学、系统部署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工作。简单概括，《意见》主要部署了三方面工作，实际上也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的三个表现：   一是推动体系自身进一步健全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的总体设计指引下，在各地方、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努力推进下，社会信用体系的基本框架初步搭建起来，在统一信用代码、信息归集共享、信用产品开发应用、联合奖惩机制、信用市场培育、城市信用建设、诚信宣传教育等环节取得积极进展。针对推进实践中暴露出的法律法规依据不足、规范性不够等问题，2020年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 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推动社会信用体系法治化、规范化建设，进而拉开了社会信用体系高质量发展的大幕。此次《意见》继续对信用体系基础性建设作出部署，要求健全信用基础设施、培育专业信用服务机构、强化信用法律法规和制度保障、有序推进各地区各行业各领域信用建设、加强诚信文化建设等；也进一步强化了规范发展理念，要求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全面纳入法治轨道，规范完善各领域各环节信用措施。如，提出坚持稳慎适度，编制清单、准确界定适用范围，确保过惩相当。   二是推动服务国家战略大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根据我国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社会信用体系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防范化解风险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当前，各方面对如何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来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对下一步推动工作的思路和重点还不够清晰，也缺少切实可行的工作抓手。《意见》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放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大框架下，围绕畅通国内大循环，对科研诚信、质量和品牌信用、流通分配等环节信用、诚信消费投资环境、生态环保信用、各类主体信用建设等领域作出部署，将信用建设贯穿到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经济循环中，充分发挥信用机制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中的基础性、关键性作用；围绕支撑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瞄准我国对外双向开放中的重点难点问题，部署推动进出口信用、双向投资及对外合作信用以及参与信用领域国际治理等工作。可以说，《意见》直接回答了社会信用体系如何支撑新发展格局这一重要问题，有利于统一认识、理顺思路、明确重点、凝聚合力。   三是推动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应用。建设社会信用体系不是为建而建，而是为了用。在社会信用体系初步框架搭建后，必须进一步强化应用、以用促建，这是促进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和重要表现。《意见》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信用理念、信用制度、信用手段与国民经济体系各方面各环节深度融合，运用信用理念和方式解决制约经济社会运行的难点、堵点、痛点问题。《意见》将运用社会信用体系促进中小微企业融资、强化资本市场信用约束、推动信用监管等作为工作重点，很好契合了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要，也是信用体系能够更好发挥作用的突破口。 总的看，《意见》立意高远、导向清晰、部署周密，构成了下一阶段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行动指南。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领会《意见》精神，贯彻落实工作部署，持之以恒深入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为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提供支撑保障，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李清彬） 文章来源：国家发展改革委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