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以来，资本市场持续走强和热捧的板块，从大范围归类来看，非科技股莫属。在新经济的迎面春风下，独角兽企业表现尤为亮眼。
政策层面更是暖风频吹。从证监会表态要加大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支持力度，到“360借壳江南嘉捷”、“富士康IPO火速过会”，再到近日监管层鼓励独角兽企业通过CDR回归A股，都点燃了科技股的热情。截至3月15日，“独角兽概念指数”今年已上涨了22.04%。
在政策重视科创力度加大、海外科技股龙头估值持续提升的大背景下，符合技术发展方向、估值和业绩匹配程度较好的成长型科技公司仍将会继续受到市场追捧。短期的回调并不意味着风格的转换。不仅仅是国内的科技股，美国的科技股更是“牛”了9年了。今年3月9日是美股牛市9周年，标普500指数从危机后的最低点666点向2800点迈进。事实上，2017年市场上就出现了不少看空美国科技股的声音，持续上涨时间过长、估值较高等是主要原因。
据MSCI全球科技股指数的统计数据，2008年至今，科技股指数上涨近6倍，而科技股泡沫破裂（2000年）的前五年间，科技股指数也上涨了同样的倍数；标普科技股指数也超过了2000年最高位。这些迹象足以让经历过泡沫破裂的人心生畏惧，毕竟2000年互联网泡沫共造成3万亿美元的纸面财富蒸发。但是，科技股仍然保持了强劲的走势。2017年，美股科技板块上涨35.7%，远远超过其他行业。2018年以来，科技仍是美股表现最好的行业，一直保持慢涨快跌的节奏，阿里巴巴、英伟达、苹果、特斯拉等个股屡创新高。
“泡沫只有在破灭后，才知道是泡沫”，然而，现在的科技股和2000年的科技股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现在的互联网企业，客户基础更加全球化。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时，全球互联网用户不到2亿，而现在全球智能手机用户在30亿以上，用户决定了市场规模足够大。同时，如今的科技股走势有很强基本面支撑，企业市盈率、现金流、盈利能力等主要指标均远好于2000年时同类公司。以亚马逊为例，2017年四季度实现净利润19亿美元，这已是亚马逊连续11个季度盈利。
美国科技股已经上涨了9年，中国的科技股未来空间几何？当前美国科技类上市公司总市值约为7.72万亿美元，中国这一数值为2.08万亿美元，两者相差近4倍。从渗透率来看，目前美国科技类上市公司总市值占GDP比重高达39.83%，中国该比例为16.42%。从体量上来看，美股科技类龙头公司市值基本集中在500亿美元甚至1000亿美元以上区间，其中市值在1000亿美元以上的公司有17家。对比之下，A股科技类上市公司市值多集中在100亿美元以下，市值在500亿美元以上的公司仅为1家。
由于中国科技行业公司规模比较小，渗透率比较低，未来的成长预期要明显高于美国。但与美股科技股以及海外上市的国内独角兽相比，A股目前科技股估值中位数仍然偏高。海外上市科技公司如阿里、腾讯、百度等，其平均估值在40倍左右，而A股以科大讯飞、用友网络为代表的科技公司估值均接近200倍。科技成长类股票要想持续上涨，其业绩能不能持续高增长是关键。
此外，科技股中的独角兽企业大多在海外上市。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2月，我国境内外上市互联网企业数量达到102家，总体市值为8.97万亿元，其中，BAT市值之和占到总体市值的73.9%。如何让科技股不断发展壮大，并让境内资本市场的投资者享受到发展的红利？这是中国资本市场应该关注的主题。
证券时报
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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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明确，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落实地方主体责任，继续实行差别化调控，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支持居民自住购房需求，培育租房租赁市场，发展共有产权住房。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广大人民群众早日实现安居宜居。
“房住不炒”此番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意味着今年的房地产调控仍将继续，投机性需求仍将被挤压。不过，整体上调控政策和方向将更加趋于差别化。
央行副行长潘功胜在全国两会期间的记者会上也指出，央行会督促商业银行严格落实差别化的住房信贷政策，对住房贷款执行差别化的定价，积极支持居民特别是新市民购买住房的合理需求。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2017年全年房地产调控最大的特点是一城一策，甚至一城多策，分类调控是2017年调控的主基调。预计后续还有城市会调整政策，过去部分城市的一刀切政策，实际上并不利于市场平稳，预计更多的城市将执行一城多策，调控多样化。
他表示，2018年将是房地产长效机制建立的关键年份，要处理好住房消费和投资、房地产和经济增长的协调关系。另外必须降低房地产的投资属性，回归居住属性。
相比2017年房地产调控以抑制楼市高烧、降温房地产市场为主，从去年四季度到2018年，房地产调控将以落地各种政策为主，其中租赁是关键的一个环节。
据统计，截至日前，全国已经有超过10个城市成交租赁类土地成交+供应超过10万套。
北京、佛山、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珠海、天津、成都、南京等超过10个城市开始租赁用地供应加速模式。
从全国看，累计多城市合计出让的租赁土地面积超过600万平方米，按照平均60平方米单套计算，可以直接提供租赁房源超过10万套，集中在北京、上海等一二线租赁热点城市。
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58集团CEO姚劲波表示，希望政府能加强推动住房租赁制度建设，破除“买房才是安居”的固有观念，进一步推动“租售并举”等制度的落实，从政策层面予以保护，逐步使租房居民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方面获得与买房居民同等的待遇，进一步增强承租者的安全感。
姚劲波还建议，应进一步放宽承租人租房时的公积金提取限额，并考虑租金抵扣个人所得税，政府、房地产企业和专业化租赁机构应多方合作，在大型工业园区、商业区周边增加经济型公寓，进一步保障劳动者的就业和生活。
今年年初，各地召开的地方两会上，多地政府也纷纷确定了今年租赁住房的建设和筹集目标。
从全国租赁城市落地政策看，除了要增加房源供应外，多地也出台了针对租购同权的政策，增加租房者获得的权益。全国已经有超过12个省份50个以上城市发布了政策内容。政策落点主要是保护租房者、维护租赁关系稳定。
张大伟认为，发展住房租赁市场，鼓励租赁消费，稳定租赁关系，赋予租房者更多的权利，不仅仅是科学住房观念的一个重要环节，更可以避免房地产市场大起大落，减少非理性购房需求。
近期，租赁住房用地供应又迎来了新的政策利好。国土资源部高层今年年初表示，我国将研究制定权属不变、符合规划条件下，非房地产企业依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作为住宅用地的办法，深化利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推动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政府将不再是居住用地唯一提供者。
这被业界解读为将为租赁房用地增加新的供应来源。
去年8月底，为增加租赁住房供应，缓解住房供需矛盾，构建购租并举的住房体系，建立健全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国土部会同住建部根据地方自愿，确定第一批在北京、上海等13个城市开展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
2017年，北京供应了203公顷（203万平方米）的集体土地用于建设集体租赁住房。已供应的203.9公顷用地，主要位于北京市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和平原地区新城范围内，符合“毗邻产业园区、交通枢纽和新城”的选址原则，具有较明显的区位优势，有利于促进区域职住平衡。已供应用地中，在综合评估区域范围内基础教育、医疗、养老、社区综合服务等公共服务设施的服务容量与承载能力的前提下，增加了相应的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提升租赁住房的宜居环境。
目前，北京海淀区唐家岭、朝阳区平房乡、昌平区北七家镇等5个集体土地建租赁房项目、1.28万套房源已经开工，已入住4000多户。
在2017年完成203公顷集体土地供应的基础上，今后４年，北京将供应约800公顷集体土地用于建设集体租赁住房，平均每年供地任务量约200公顷。
除了增加土地供应外，金融支持也必不可少。农业银行今年年初在北京发布“法人租赁住房贷款”产品。农行北京分行拟向参与北京市集体建设用地租赁住房项目开发的首创置业、北京城建等６家企业合计提供2000亿元信贷资金。
北京市城乡结合部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北京市集体土地面积可观，部分村镇有条件建设租赁住房，但是遇到项目融资难、缺乏专业运营主体等一系列难题。
农行此次推出的“法人租赁住房贷款”，贷款对象涵盖租赁住房的开发建设主体、购置并购主体、专业运营主体和其他出租主体，满足客户在房源获取阶段、装修改造阶段、项目运营阶段的合理融资需求。
除了北京和上海已经开始利用集体土地建设租赁住房外，另外11个城市集体土地建设租赁房方案近日也获得了两部委的联合批复。
一些城市的试点实施方案中提出了较为具体的建设目标。比如，合肥方案称，2017年至2020年完成试点目标5000套，建设面积约45万平方米，其中：2017年底启动试点项目，2018年完成1000套，2019年完成2000套，2020年完成2000套。
广州方案则表示，至2020年全市计划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建筑面积300万平方米，每年批准建筑面积按100万平方米控制。
南京方案提出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底建成一批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项目，建设集体租赁住房总建筑面积30万平方米左右。
对于上述11个城市的试点方案，两部委要求，试点城市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按照区域协调发展和乡村振兴的要求，丰富住房用地供应渠道，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人民住有所居，增加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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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
随着2018年的到来，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的过渡期即将结束，银行资本考核压力逐渐显现。
在银行业资本补充普遍承压的情况下，为进一步支持商业银行拓宽资本补充渠道，2018年3月12日，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外管局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支持商业银行资本工具创新的意见》（下称《意见》）。
包括“一行三会”在内的金融监管部门均表示，支持商业银行资本工具创新，具体措施包括扩宽资本工具发行渠道、增加资本工具种类、扩大投资者群体、简化资本工具发行的审批程序。
根据前述《意见》，五部委明确表示，“支持商业银行通过多种渠道发行资本工具，通过多种渠道稳步扩大资本工具的发行规模。”
一位不愿具名的银行业分析人士表示：“此举出台的目的是缓解银行资本补充压力。一是因为2018年底，银行资本充足率考核的过渡期结束，银行要求达标。二是近年来随着监管趋严，大量的表外业务需要回表，需要计提更多的风险资本，进一步加大了银行资本补充的压力。”
按照资本管理办法，在2018年底，银行业均需要达到巴塞尔协议III的资本要求，即“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不能低于8.5%、9.5%和11.5%，其他银行不能低于7.5%、8.5%和10.5%”。
银监会审慎规制局局长肖远企2018年2月9日在发布会上披露，截至2017年末，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0.75%，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1.35%，资本充足率为13.65%，较2016年底均略有上升。目前，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整体水平高出监管最低标准2到3个百分点。
虽然大多数银行资本达标压力不大，但随着表外资本的回表，不少银行也纷纷使用各种工具开始补充资本。
根据中信建投银行业分析师杨荣的研究报告，截至今年1月25日，仅上市银行就有高达4679.8亿元的再融资计划。其中定向增发789.8亿元（未完成240亿），可转债1865亿元（未完成1685亿元），优先股2025亿元（未完成650亿）。
随着各银行融资计划的陆续公布，银行业再融资的金额还在持续增加。比如，3月12日，农行宣布将向汇金、财政部等股东定向增资1000亿元。
“巨无霸”银行们的大规模再融资，也给资本市场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为此，监管部门近期密集出台政策，支持商业银行拓宽资本补充渠道，缓解银行再融资压力。
本次《意见》表示，将增加资本工具种类。“在总结商业银行发行优先股、减记型二级资本债券的实践经验，推动修改有关法律法规，研究完善配套规则，为商业银行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转股型二级资本债券、含定期转股条款资本债券和总损失吸收能力债务工具等资本工具创造有利条件。”
其次，在投资主体方面，《意见》表示，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研究社保基金、保险公司、证券机构、基金公司等机构对商业银行资本工具的投资政策，扩大商业银行资本工具的投资主体范围，分散集中度风险，降低商业银行资本工具的发行成本。
早在今年2月27日，央行发文，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发行具有创新损失吸收机制或触发事件的新型资本补充债券。
银监会也于近日下发了《关于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具体包括，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由150%调整为120%-150%，贷款拨备率监管要求由2.5%调整为1.5%-2.5%。
中金公司的分析认为，在金融严监管背景下，非标回表、存量资产补提拨备资本等操作加大了银行再融资压力。新增超额拨备相当于可随时释放核心一级资本1431亿，对应提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20bps。
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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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
上月引发美股闪崩的就业数据，本月却使美国三大股市大涨近2%。
3月9日，美国劳工部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显示，2月新增非农就业31.1万人，明显好于前值（由20万上修至23.9万），且大幅超出20.5万的市场预期；劳动参与率大幅提升至63%，而失业率持平于4.1%的低位，这也是就业市场强劲的另一个表现。
“2月的平均时薪环比增0.1%，同比增2.6%，不仅较1月份的0.3%和2.8%均明显回落，也是低于市场预期的。这显示未来通胀压力还没这么大，可以缓解短期市场对通胀和货币政策从紧的担忧。”中金公司海外策略分析师刘刚解释称。
多位美股交易员表示，目前美股基本化解了此前“下降旗形”的压力形态，短期内闪崩的可能性不大，相比起传统行业，近期科技股也再度成为“香饽饽”。
然而，比起估值高企的美股，在全球经济扩张下，2018年许多机构仍更为看好亚太市场。“美国引发的贸易摩擦可能导致新兴市场波动性加剧，但除了墨西哥外，长期影响不大，今年最为看涨中国、韩国、俄罗斯等新兴市场股市前景，结构性改革、企业盈利复苏是主要动力。”荷宝高级基金经理菲德丽称。
对货币紧缩已经麻木的市场终于在今年2月2日意识到这次不是“狼来了”——当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工资增长已加速，1月薪资同比增长2.9%。于是在经历了长久的平静后，剧烈波动重回市场，长时间位于10以下的“恐慌指数”VIX一度飙升至50的高点，导致无数做空VIX的机构爆仓，这轮回调也将税改成功以来的涨幅一并抹去。
不过，一个月来美股慢慢收复失地，目前距离闪崩前高点仅一步之遥，3月公布的最新非农就业报告无疑给市场吃了一颗定心丸——就业情况很好，经济很好，但薪资没那么好，那么美联储就不会太着急紧缩。毕竟2月的数据存在特殊情况，即圣诞假期前后薪资普遍上升，税改导致企业一次性增发奖金，也推升了1月的薪资增速。
此次数据显示，2月份的平均时薪环比增0.1%，同比2.6%，较1月份的0.3%和2.8%均明显回落。刘刚认为，此前1月工资增速的异常上行以及2月的回落与以下一些等结构性因素有直接关系：1月主要公司在税改之后纷纷宣布派发奖金；2月低工资水平的行业就业人数增加较多；劳动参与率的提升也集中在高中以下低学历人群，因此薪资提升的空间也有限。这些因素都推动了市场上涨，从周五当天明显回落的2年和5年期通胀预期中也可以得到验证。
就美股未来的发展，此前曾有交易员表示，需要小心欧美股市技术面出现的“下降旗形”以及其引发二度闪崩的可能，不过，如今技术面的压力似乎已经缓解，未来盈利仍然是支持美股的关键。
中金公司就认为，市场从前期的动荡已有所修复的背景下，对于美股市场依然维持基本面上行+估值向下的判断，美股市场的前景将取决于盈利增长幅度，但也并非没有空间。
一方面，虽然美股估值高企，但并没有出现所谓的泡沫。就连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创始人达利欧近期都表示，“我还不认为全球股市处于泡沫期，哪怕是估值高企的美股。因为泡沫期会有很多债务融资行为，而且即使现在市盈率高企，但跟历史平均利率水平相比，当前利率仍处于低位，利率低，估值自然就会扩张。”
此外，高盈利增速也是牛市的支撑。纽约美提斯资产管理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投资官董伟琴表示，2018年2月1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第四季度美国企业盈利的增长是15.2%，这是2011年第三季度（16.8%）以来的最高增幅。此外，由于税改的影响，分析师提高了2018年标普500指数每股盈利的预测，幅度为7.0%，即从147.22美元到157.57美元。“这是自从FactSet在1996年开始追踪这些数据以来，全年每股盈利预测的最大增幅。”她称。
不过，未来这种盈利状况能否持续就成了考验美股牛市的最大挑战。阿尔杰投资管理基金经理张韵对记者表示，“目前阶段，盈利超预期的公司股价可能不会大涨，但盈利不及预期的公司股价会受到市场更严厉的‘惩罚’。”
资深宏观交易员袁玉玮则表示，目前看多科技股、看空传统板块，未来科技股集中的纳斯达克指数可能拥有更大的上行动能。
对于资产全球配置的机构而言，2018年的重仓市场不再是美国，而是亚太市场。背后的逻辑也很简单——全球经济扩张持续、美联储加息不会大幅超出预期，这是最为利好新兴市场的宏观环境。荷宝、贝莱德等外资机构今年也将亚太市场作为布局的重点。
值得一提的是，从估值水平来看，包括亚太市场的新兴市场处于有利地位。此外，机构普遍看好港股的表现，并认为去杠杆、严监管长期有利于A股发展。今年6月1日，A股也将正式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多家外资机构对记者表示，其实多年前就开始长期布局A股市场，纳入前的“抢筹”可能不会太明显，但对市场情绪的提振较强，部分被动资金将流入。
针对最新针对银行推出的拨备新规以及即将正式推出的资管新规，富达国际基金经理周文群表示，中国银行业其实也在面临一场“供给侧改革”，资管新规整体来说对银行和大金融板块的透明度有很大提升，“差异化的拨备覆盖率和贷款拨备率的新规定更加利好拨备充足、坏账计提充分的银行。对银行的流动性和利润率都有正面的影响。但在去杠杆的大背景下，银行资产表外转表内的压力增加，对资本金需求增加。坏账压力也可能进一步上升。此新规会提供有效的安全垫，防范系统性风险。”
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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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
十年磨一剑。A股正迈向第三个十年，在不断成长和完善中A股版图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最近的这十年间，A股新增上市公司2000家，增幅达到134%。A股快速扩容的背后与IPO政策的推进和完善不无关系，经历过3次IPO暂停之后，如今的新股发行已处于常态化且有加速之势，长期积压的“堰塞湖”问题也得到明显缓解。
随着民营经济的壮大以及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的推出，IPO的地域版图也呈现东部明显强于中西部的不均衡性。IPO扶贫这一政策引导已是当务之急，近年来相关政策也在不断升级。此外，民营上市公司的快速扩容，也成为A股市场的越来越重要的主体。
近10年间，共有1424只股票在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上市。在业内看来，这大大提高了中小创企业在A股市值上的占比，改变了市值结构、提高了市场交易的活跃度。这也曾一度让“炒小炒新炒差”之风加剧，但从更长远的时间跨度来看，A股上市公司市值和业绩分化加剧，资金更多的涌向行业的龙头企业。
有进则有退，但是在A股快速扩容之时，“出口”却未有所变大，目前A股总共有95家公司退市，占A股总量的2.7%，其中近10年间，退市的仅有37家，与新增上市公司数量的比例为54：1。经过多次的完善，近期，监管层再次将上市公司退市制度改革提上日程。
Wind资讯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2月28日，A股市场股票总量为3494只，这其中2008年1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的10年间，沪深两地A股共增加了2000只股票。而1990年12月~2017年12月31日的A股股票总量为1494只。以此来看，最近的10年间，A股股票数量增幅为133.9%；而上一个10年期间，新增的股票数量仅为1036只。
具体来看，这10年中，2017年新增上市公司数量达到最高峰，为438家，刷新历史记录2010年的348家，2011年、2015年和2016年新增上市公司数量则均在220家以上，再是2012年和2014年的这一数据在100家级别，而2008年和2009年的则均在100家以下，2013实际上通过IPO通道上市的公司为0家。
每年新增上市公司数量存有较大落差背后，与IPO暂停、IPO政策的演变不无关联。最近的10年间，IPO经历了3次暂停，分别是2008年9月~2009年7月、2012年11月~2014年1月、2015年7月~2015年11月，其中第二次的空窗期为历史最长，达到14个月。
在2008年和2009年分别仅上市77家和98家之后，2010年，A股IPO迎来“井喷”，无论是IPO数量还是融资金额均达到年度历史最高水平。这其中一方面是因为IPO重启后，审批节奏有所加快；另一方面则是因为2009年10月份创业板的推出，为企业登陆A股市场提供了更多可能性，2010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下称“深交所”）上市的公司共有321家，占当年A股上市总数的92%，其中创业板就有117家企业上市。
然而，趋势并未延续，2011年上市数量开始走向下坡路，到2012年，IPO企业数量及规模跌至三年间冰点。而股市行情低迷导致IPO节奏放缓和企业上市热情持续高涨两大因素共同作用下，导致了IPO堰塞湖这道A股奇观。
经过中间两次IPO暂停，2015年11月IPO重启后，在近两年开始逐渐进入常态化。“取消打新预缴款制度”在2016年的正式落地实施，A股市场迈入全民打新时代，IPO批文的下发节奏呈现出前慢后快态势，尤其在11月份开始，由原本每月下发两次批文变为每周下发一次。
延续2016年的趋势，2017年IPO发行有加速之势，全年有438只新股发行上市，累计融资2301.0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2.95%、53.81%。2017年新股发行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审核全面趋严，IPO企业上会被否率上升，审核周期大幅缩短，“堰塞湖”压力得到明显缓解，此外，因新股稀缺性降低，炒新行情降温。
新股发行节奏调整的背后，新股发行体制改革一直在推进和完善过程中。
2009年6月，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新股发行体制的指导意见》，其中指出，在新股定价方面，完善询价和申购的报价约束机制，淡化行政指导，形成进一步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
之后的2010年10月份、2012年4月份以及2013年11月份，证监会相继制定并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在提出要适当调整询价范围和配售比例、加强对发行定价的监管之后，最后一次中提出，要推进新股市场化发行机制，进一步提高新股定价的市场化程度。
而在业内看来，实行IPO注册制是A股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改革的内在要求。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将IPO注册制改革写入党中央文件。2015年12月，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进行注册制改革，授权有效期确定为两年，即从2016年3月1日至 2018年2月28日。
在近两年，证监会也推进了一些工作并取得成效，一方面，完善并严格了信息披露制度，严打信息造假；另一方面则是实施“强监管”政策，严查严打证券违法犯罪，重点打击信息造假、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行为。
此外，新股发行方面，近两年来，IPO常态化的成效显著，不仅缓解了多年的IPO“堰塞湖”问题，而且IPO审核效率大幅提升，IPO排队平均时间从过去的3年缩短为一年半。
就在今年的2月份，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有关注册制改革的国务院授权期限延长两年至2020年2月29日。
从IPO的地域版图来看，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存有悬殊，这在近10年间表现的尤为明显。
将注册地在北京的央企单独剔出统计，截至2017年12月31日，A股市场股票有1440只，按注册地来看，广东省（175）、上海（141）、浙江省（123）、江苏省（109）、山东省（82）为上市公司集中的前五大省份；排名后五位的省份/自治区依次为西藏（8）、青海（10）、宁夏（11）、贵州（17）、内蒙古（20）。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排名前五省份上市公司数量占到总量的43.75%，与其余省份公司总量的比例约为7.7：10。
2008年以来至今年2月底，按注册地来看（剔除注册地在北京的央企），广东省（397）、浙江省（293）、江苏省（277）、北京市（163）、上海市（136）为上市公司集中的前五大省份；排名后五位的省份/自治区依次为青海（2）、宁夏（2）、内蒙古（2）、山西（5）、西藏（7）。
自2008年1月1日至2018年2月底，排名前五省份上市公司数量总计占到公司总数的69.94%，与其余省份公司总量的比例约为2.33：1。
对比之下不难看出，中西部IPO数量与东部省份IPO数量对比依然悬殊，且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
董登新告诉，早期上市的大多数为央企或者国有企业，各个地方的上市公司大体均衡，随着2004年中小板、2009年创业板的推出，各个省市IPO数量的差距被逐步拉开，民营企业发达的省份，IPO增长速度就快，反之IPO增速则较慢。
对于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的IPO呈现两重天，董登新认为，这既是IPO资源分布的极不平衡、两极分化，同时也是导致地区经济不均衡、欠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
2016年9月9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发挥资本市场作用，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意见》。该意见明确指出，为支持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帮助贫困群众稳定脱贫，证监会对贫困地区企业IPO、新三板挂牌、发行债券、并购重组等开辟绿色通道。这就是中国首创的“IPO扶贫”新政。不过，该新政出台后，并未产生实质性的政策效果，主要原因是政策缺乏可操作性，导致最终无法落地实施。
一年后，“IPO扶贫”新政再次全面升级。2017年12月15日，一行三会发布了《关于金融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意见》。该意见首次将“深度贫困地区”作为资本市场精准扶贫的对象，并明确提出了更为具体细化的举措。
东西部上市公司悬殊较大的背后，与民营经济的不断壮大，民营上市主体剧增不无关系。
2008年之前，占比最大的为地方国有企业，共计534家，占比35.74%；其次是民营企业，共计516家，占比34.54%；中央国有企业数量共计276家，占比18.47%。
2008年之后，民营企业IPO数量高歌猛进，成为资本市场新增上市公司中占比最大的部分。具体来看，民营企业共计1622家，占新增数量的比例达到81%。地方国有企业共计128家，占比仅为6.4%；中央国有企业共计81家，占比4%。
业内人士表示，上市的民营企业在近十年间扩容迅速，从未来IPO扩容的角度来看，中小民营企业仍将是主力军。
从注册地来看，2008年以来新增的民营企业分布与全部新增公司的分布吻合，广东（328家）、浙江（269家）、江苏（234家）、北京（143家）、上海（106家）为上市民营企业最为集中的五个省份。
在2008年以前上市的公司多隶属于传统行业，在2008年以后上市的则多隶属于新兴行业和细分行业中的公司，且多盘踞在中小板和创业板上。
“上市结构的变化是经济转型的体反映——从传统行业迈向新兴行业。”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表示。
2008年以前，上市公司主要集中在主板，上市的公司有1292家，中小企业板上市的则有202家，分别占比86%、14%。2008年以后上市，主板上市的有577家、中小企业板上市的有705家、在创业板上市的有719家，分别占新增上市公司数量的29%、35%、36%。
值得注意的是，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分别自2004年和2009年诞生。截至2018年2月28日，在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上市的股票共有1424只，接近A股市场的半壁江山。有意思的是，在2008年1月~2018年2月期间，深市主板股票数量仅增加了4只。
根据wind资讯数据，近10年，计算机、机械设备、电气设备、电子、轻工制造、建筑装饰、家用电器、通信上市家数涨幅均超过1.7倍，传媒、医药生物上市家数涨幅超过1.5倍；传统行业如房地产、 钢铁、商业贸易、休闲服务、采掘等上市家数的涨幅低于50%。其中房地产行业上市家数涨幅最低，仅为6%，而在2008年1月1日之前房地产行业的上市家数为123家，在可统计的行业中上市家数位居前列。
2008年以来至今年2月28日，新增的2000家企业已对A股市场行情交易、市场估值等产生了微妙变化。
wind资讯数据显示，按照交易所公布的口径，2007年12月，沪深两市总市值为32.71万亿元，流通市值为9.31万亿元；到2018年2月份，沪深两市总市值56.16万亿元，流通市值为44.83万亿元，相较十年前的总市值和流通市值分别增长72%、3.8倍。
杨德龙认为，“随着上市公司所属行业的明显变化， A股公司质量分化加剧。2008年以前上市的多是大盘股，这些大盘股多是成熟行业的龙头企业，从2008年到2018年之间上市公司市值分化加剧。”
Wind数据显示，从上市首日市值看，2008年以前上市的企业上市首日市值超过千亿元的有50家、占比3% ；上市首日市值低于50亿元的有472家，在近1500家上市公司中占比为三分之一。2008年以后上市的公司上市首日市值超千亿元的有27家，在2000家上市公司中占占比1%，上市首日市值小于50亿元的有998家，占比接近50%。
“过去10年间，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主体较多，这大大提高了中小创企业在A股市值上的占比，改变了市值结构、提高了市场交易的活跃度。”杨德龙表示，与此同时，新生力量的加入使得市场资金在过去10年中在题材炒作、热点轮番炒作、炒小炒新等特征加剧，同时一些绩差股反而表现活跃、涨幅很大，特别是2009年创业板开启，创业板的暴涨暴跌一度占据A股的主流地位。
就行业炒作而言，在过去10年中A股板块板块轮动、市盈率轮动效应显著，板块与板块之间悬殊较大。在这期间行业和个股也历经了暴涨暴跌成为常态。以江苏阳光为例，2008以来至2018年2月底期间市盈率最高为155倍，市盈率最低则为-121倍，当前其市盈率为约50倍，这期间市值最高为147亿元，当前则为约50亿元。
杨德龙认为，从个股角度而言，家数的急速上升导致资本市场市场巨变，资金向少数公司尤其是龙头企业集中。
“除了互联网等少数独角兽企业外，当前多数行业的龙头企业已成功登陆资本市场，未来登陆A股的企业多以新兴行业和细分行业的中小市值企业为主，未来A股上市公司的质量和市值规模分化将进一步加剧，随着价值投资理念的深入，从长远来讲龙头企业越发能得到资金的青睐，二八分化的效应将在A股市场上越加凸显。”杨德龙称。
10年仅有37股退市
相较上市的体量，A股开创以来，整个市场退市的公司仅有95家，仅占整个A股上市家数的2.7%，退市率明显偏低。
Wind资讯数据显示，截至目前，A股市场退市的95家公司中，因连续三年以上亏损退市的有46家，占比近一半，因吸收合并退市的有33家，因私有化退市的有9家，因暂停上市后未披露定期报告、证券置换、其它不符合挂牌的情形3种原因退市的共有7家。
这其中，最近的10年间（截至2018年2月28日），A股上市公司新增2000家，退市的公司仅有37家，比例为54：1。因吸收合并退市的最多，有26家，因连续三年以上亏损退市的仅有6家。值得注意的是，因其它不符合挂牌的情形原因退市的欣泰退和退市博元，为两家强制退市的股票。
我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从2001年正式开始推行至今已有17年的时间，但仍面临着退市率偏低、退市难的问题。
若剔除掉因吸收合并、私有化等主动退市的公司之外，实际因不满足监管规则而退市的公司数量仅有51家。此外，A股市场因监管规则而退市的公司呈现出明显的时间分布特征，主要集中出现在2002年、2004年和2005年，分别达到7家、8家和10家，而2008年至2012年的四年期间，A股没有出现一家因监管规则而退市的上市公司。
2012年，两市交易所对退市制度进行了较大力度的完善，其中提出，连续三年净资产为负，或者连续三年营业收入低于1000万元，或连续20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股票面值的公司应终止上市。
2014年10月份，证监会出台《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被称为“史上最严退市新规”，增加了对欺诈发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等重大违法公司强制退市制度。
“2014年之后，信息披露制度完善卓有成效，另外，监管层严查严打证券违法犯罪。”董登新表示。
2016年5月份，因重大信息披露违法被终止上市的*ST博元成为“强制退市第一股”，一年多后的2017年8月份，欣泰电气因欺诈发行被强制退市。
2018年3月2日，证监会宣布就修改《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公开征求意见。修改内容之一是强化沪深证券交易所对重大违法公司实施强制退市的决策主体责任。
在董登新看来，这次完善退市制度的主要内容是把交易所放到了一线监管的位置，强化了其退市制度执行中的主体地位，赋以了交易所独立的决策权，这也是注册制改革的配套内容和举措。
“有进有出是市场竞争、大浪淘沙的必然结果，优胜劣汰是股市资源配置功能的重要体现。IPO标准掌管股市的入口，它体现的是‘优胜’；退市标准则掌管股市的出口，它反映的是‘劣退’。”董登新认为，这“一进一出”既是有机统一体，又是相互制衡的两大关口。